六十年前，企鹅出版社推出了一本小型平装书——唐纳德·霍恩的《幸运的国度：六十年代的澳大利亚》。书的封面上装饰着一幅特别委托的画作——阿尔伯特·塔克（Albert Tucker）所描绘的典型澳大利亚男性形象，可能是一位归国的士兵，衬衫敞开，手中握着啤酒杯，口袋里还放着一张黑桃A。在熟悉的海蓝色背景下，塔克的这位澳大利亚人沐浴在阳光下，似乎与霍恩对澳大利亚的描述一样，浑然不觉自己为何能过得如此美好。
然而，在海浪之上，塔克所描绘的澳大利亚小伙子背后，四艘游艇的帆像鲨鱼般令人畏惧。如果这是一片乐土，它也被潜在的危险所笼罩，国家的好运似乎正面临耗尽的危机。
霍恩的书揭示了澳大利亚未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安开始困扰那些有思想的人们，他们在思考国内消费的增长、澳大利亚“近北部”的战争，以及澳大利亚人不再能简单地将自己视为移植的英国人的现实。他的深刻分析批判了过去的自满，而书中一些章节标题——如“什么是澳大利亚人？”、《掌权者》和《与亚洲共存》——则反映了人们对一个正在经历巨大变革的社会的期待。
60年过去了，当澳大利亚人专注于生活成本、利率和住房危机时，霍恩的雄心壮志似乎被人们所忽视。他是一位从右翼转向左翼的记者和学者，勇于剖析国家现状，探索未来可能性，并用生动而尖锐的讽刺散文批评统治阶级。在一个伟大的概括者的时代，霍恩无疑是其中之一：罗宾·博伊德（Robin Boyd）在《澳大利亚的丑陋》（The Australian ugly）中，杰弗里·布莱尼（Geoffrey Blainey）在《距离的暴政》（The Tyranny of Distance）中，随着澳大利亚“新民族主义”的兴起，更多的概括者也随之而来。
无论你如何看待霍恩常被引用的观点，即澳大利亚是“一个幸运的国家，由分享运气的二流人管理”，都无法否认他的进取心。尽管他再也没有写出一本像第一本那样受欢迎或有影响力的书，但霍恩始终试图捕捉时代的精神，并以一种读者能够立即感同身受的方式来塑造它。
我们还能像霍恩在1964年那样大胆地思考“澳大利亚”吗？或许不再可能。
如今，我们是一个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国家，生活在一个似乎以更悠闲的节奏向前推进的世界中。今天，没有人会再称澳大利亚为“长周末之国”，正如其中一位概括者罗纳德·康威（Ronald Conway）在上世纪70年代末出版的一本书中所言。也没有人敢像霍恩在《幸运之国》中那样声称：“澳大利亚的形象是一个穿着开领衬衫的男人庄重地享用着冰淇淋，身边还有他的孩子。”
自霍恩的书出版以来，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移民政策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社会的多元文化特征日益显著；土著澳大利亚人在国家文化中的地位愈发突出；国家的地缘政治定位和贸易网络不断演变；经济管制的放松与全球化的加速；两党制的衰退与小政党及无党派人士的崛起；文化战争的激烈；数字革命的到来；女权主义带来的变革；澳大利亚参与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以及非殖民化、环境保护、人权和移民等紧迫问题，土著声音的倾听依然困难重重。
霍恩于2005年去世——许多人认为霍华德政府理应为他举行国葬——《幸运之国》至今仍被广泛引用，尽管阅读频率有所下降。最近，由瑞安·克罗普（Ryan Cropp）撰写的获奖传记重新引发了人们对霍恩生平和思想的关注。我们很容易想象，一本由一战后不久出生的记者、作家和学者在澳大利亚社会重大变革前夕所写的书，似乎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教给我们了。
然而，也许是《幸运之国》的抱负、目的和方法，而非其具体内容，对今天的我们更具意义。霍恩是个固执己见的人，但他的思想并不封闭。如果说他有自己的“部落”，那就是知识分子——尤其是来自他家乡悉尼的知识分子——那些以思考、交谈和写作为生的人。
阅读更多这并不是一个现代的政治部落，它不强求我们忠诚，也不要求我们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理解世界，拒绝所有其他的视角。在他的社会中，仍然存在一种公共领域的共同意识——尽管仍由白人盎格鲁人主导，但开始向更多样化的影响开放。
那个旧的、前数字时代的公共文化有许多缺陷和不足，但与我们今天的媒体和文化景观的游击战截然不同。它不需要分析对手所说的每一句话，寻找理由将他们推向黑暗。即使在冷战带来的意识形态冲突时代——霍恩也毫不掩饰他的反共主义——严肃的辩论意味着探索分歧，而不仅仅是强调它们，这与今天为了点击或点赞而频繁发生的现象截然不同。
在《幸运之国》中，学者和大学受到了一些尖锐的批评，人文学科也遭到了严厉的指责。大学正在衰退，学者们将职责视为一份工作，更关注金钱而非思想。当然，这与《幸运之国》的作者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从未获得大学学位，却对思想充满热情，也不指望在某个地方找到它们，更不期待它们成为某个特定媒体或新闻“提要”所严密保护的财产。
阅读更多这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人文学科——被视为一种开放、探索、系统化的形式，探讨人类本质——可以成为灵感和专业知识的源泉。认真对待这些问题可能会带来更文明的对话，一种对思想的开放，这种思想可以在不同的政治承诺中共享，并扩展对国家政治可能性的理解。在去年的“声音”公投失败后，人文学科或许也能在讲述真相和为后声音时代的国家指明方向的艰巨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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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邦乔诺（Frank Bongiorno）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历史学教授。马克·麦肯纳是悉尼大学历史学名誉教授，也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传记中心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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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人文学院将于11月13日至15日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召开为期三天的研讨会，主题为“澳大利亚的思想与理想：幸运的国家迎来60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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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列表（4条）
我是的签约作者“svs”！
希望本篇文章《《幸运之国》出版已经60年了我们已经摆脱了对古铜色澳大利亚男性的刻板印象了吗？》能对你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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